1940年秋天,毛主席去食堂时,突然一个人拎着木棍朝毛主席后脑勺砸去,千钧一发之
1940年秋天,毛主席去食堂时,突然一个人拎着木棍朝毛主席后脑勺砸去,千钧一发之际,一个警卫替毛主席挡下了这一棍延安的街不是规整的,窑洞这边一簇、那边一群,人走路要穿过黄土坡,要拐弯。毛泽东走在前头,背着手,脚步不快也不慢,眼睛总是朝两边扫,嘴上说着什么。几步开外的警卫员其实已经习惯了这节奏,只是那天,风有点硬,阳光照在土墙上,照在眼皮底下,也照在一个人手里的棍子上。没人能说清那个拿棍子的小子是怎么靠近的。他混在人群里,背着手,看起来像是等人,像是晒太阳。他不是那种一看就古怪的人,穿得普通,表情也没有恨意,甚至还有点木。后来有人说他是特务,也有人说他就是个想“立功”的蠢蛋,想把革命拽进水沟里的棋子。不重要了。他抡起那根棍子的时候,毛泽东刚好转身,准备进青年食堂。也就是那一刻,蒋泽民从右边一步跨出来,用自己的右臂去挡。没喊,也没叫,甚至连动作都不算利落,就是直挺挺地拦住了那一棒。“砰”地一声,木棍砸在肉上,不是骨折的脆响,而是闷得发慌的响声。打在胳膊上,也打在场子里所有人心头。蒋泽民站住了,但整个人像一根晃着的柱子。别人还在愣神,他已经咬牙调整重心,压住想往下沉的身体。冯永贵冲上去,一脚踹倒了袭击者,其他战士也扑了上去,场面一时间乱成一锅粥。有人喊,有人拽,群众围成了圈子,有人想拿东西砸过去,有人拉开嗓子喊:“不能让主席看见!”蒋泽民没看乱不乱,他扭头看了一眼毛泽东的背影,那人已经走进了食堂。正好那时,主席掀起帘子的一角,露出一点侧脸,似乎没听见背后的动静,也没回头看。他松了一口气。那种松不是安心,是突然把一口憋死人的火放出去,整个人像放了气的皮球,疼才一下子涌上来。他不吭声,也不皱眉,就是顺着墙角靠了下去,借着墙的硬度把自己撑住。胳膊肿得像发面,袖子被鼓起来,他自己低头看了一眼,然后立刻又拉下来。不能让人看见,他心里这么说。他还得进去,得站好,不能坐下。于是又站起来,拍了拍裤子,脚一顿,又恢复了那个标准的警卫姿势,双手贴裤缝,头抬起,眼睛盯着前方。他怕主席出来看见他不在位子上。那一餐吃了多久,他就站了多久。手臂火辣辣的,像被油烫了。冯永贵从他身后轻声问:“你能不能撑住?”他没回答,只用另一只手扶了一下裤带,又挺了挺胸。整个宴席期间没人发觉他的异常,他面无表情地站着,像一个被钉死在门口的剪影。那是1940年还是1941年?说不太准了。有人说是秋天,也有人说是春末。延安的春秋差别不大,冷得穿棉袄,热得满头汗。反正那一阵子,特务活动确实密。党中央那边都知道,国民党对我党的主要干部“有名单”的,说不好哪天就出一个刺客,抱着炸药、拿着匕首或者像这次,抡着一根藏在袍子底下的木棍。延安是个拢得住热血,也拢不住风的地方。警卫工作一直是紧绷的,不敢松。大家心里都明白,一个失误,可能就是历史断档。那天如果不是蒋泽民,他那一挡不在,棍子是真可能打在毛泽东脑后,后面会怎么样,没人敢说。蒋泽民没有因此被吹成英雄,他自己也不觉得有多了不起。后来他到东北去了,参加装甲兵部队的建设,打辽沈、打平津,退到后勤,再后来跟着部队走到朝鲜,又走回来,调到运输系统,搞后勤补给。抗美援朝时他是运输部副部长,领导他的是黄克诚。有人问他,你怎么从主席身边一下子跑去搬物资去了?他笑笑,说:“警卫得换血,年轻人顶上了,我也不能一辈子盯着一个人看。”那条挨过棍子的胳膊一直没好彻底,天冷就酸痛,写字都费劲。他也从没说过后悔。别人替他抱不平,说当年立了功,现在待遇还不是正军级?他咧嘴笑,说:“我就个副部长,国家还让我享军级待遇,够意思了。”那语气,不像一个要讨公道的人,倒像个占了便宜的老头儿。晚年他写过几页回忆录,不多,就几十页纸,自己写,自己缝。里面提到那次挡棍子的事,用的词最有意思。他说:“没有什么信仰,就是年轻,皮厚。”这么一句,说得轻巧,却比那些“忠诚守护”“英勇护主”管用。他不是讲道理的人,他就是那种,打雷了就冲上去的人。